手机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冲击当今资本主义的政治根基与经济基础，西方国家引以为傲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都遭遇严重发展瓶颈。这种状况的出现，不单纯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使然，更主要的是二战后确立的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模式显现深层次问题。
经济制度：实体经济失调与国家干预失效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二战后科技革命和传统制造业推动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出现了以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为特征的英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还有以社会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德国“莱茵”模式，其共同点是重视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但全球化掀起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和西方跨国资本贪婪扩张的本性，导致20世纪90年代西方传统制造业走向衰落，美国更是从全球制造业霸主蜕变为金融垄断帝国。
鉴于西方实体经济衰退和金融泡沫破灭，西方政府试图加大国家干预力度，通过“再工业化”来振兴本国制造业。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就一直强调要让制造业回归本土，改变在美研发、在外制造的产业格局。特朗普政府更是出台一系列资助美国企业研发、鼓励美国企业回流的优惠政策。欧盟同样重视欧洲国家“再工业化”问题，出台“再工业化战略”，希望扩大欧洲实体经济比重。但事与愿违，美国政府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进行的强制干预和政治操控，严重干扰并破坏了全球行之有效的产业链分工。
西方国家“再工业化”政策实现的难度非常大，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支持本国垄断行业扩张、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已成为西方各国政府的共识，也是资本家和军工利益复合体疯狂追求的目标。资本的无序扩张决定了西方制造业必然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本土中低端制造业工资待遇和工作效率不高，以及工会过度维权等因素，往往成为振兴本国制造业的桎梏。西方制造业的萎缩既会对本国服务业造成冲击，也会削弱西方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政治制度：传统建制派失宠与民主政治失灵
两党轮流坐庄或联合执政，是二战后西方大国政治制度一大特点。西方传统建制派政党无论在治国理政方面还是对外交往方面，都长期代表西方主流政治和民意。然而，近年来在资本主义危机深化和西方民粹主义大潮冲击下，西方引以为傲的政党政治制度出现大问题。
一是欧洲传统建制派执政根基严重松动，大国主流政党萎缩，得票率和政治影响力普降；二是欧洲大党式微、小党林立以及民粹主义政党崛起，正改变传统的政党政治权力结构；三是政治极化现象十分突出，一些欧盟国家还试图用民粹主义来抗衡欧洲一体化。伴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化，在西方各国都出现了政治极化的现象；四是西方民粹主义思潮泛滥，导致西方民主政治失灵。一方面，西方国家选民参政热情度下降，投票率不断创下新低。另一方面，西方政体制度性对抗与社会性报复相互掣肘。在这种状况下，政治极化、党派对抗和社会报复的情景剧不断上演，2021年1月美国国会山发生的社会暴乱就是最好的例证。
社会制度：福利体系失能与贫富收入失衡
欧洲建立社会福利体制的初衷是缓和社会阶级矛盾，为巩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这套体制在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曾对维持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发挥了显著作用。但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体制，近年来正失去原有的社会功能并面临困境。
高福利限制了欧洲国家和企业对研发创新的资金投入力度，导致本国制造业萎缩或转移。欧盟总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5.9%，但其社会福利开支却占到全球的50%以上。这种高福利政策限制了欧洲国家和企业的研发投入，降低了本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欧洲社会福利制度和补贴政策影响了民众的进取心和劳动积极性。欧洲国家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导致政府财政赤字长期难以缓解。高福利政策虽然增加了国民幸福指数，却让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长期赤字。
理论制度：西方价值观失色与新自由主义失败
冷战结束后，西方价值观一度被西方政客和媒体吹捧为“普世价值”。但事实上，西方价值观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西方国家在干涉别国内政时，往往打着“民主、人权、反独裁”旗号，而本国出现社会动乱时却避而不谈。
西方传统价值观近年来遭到西方民粹主义的强力挑战。曾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威廉·黑格认为，西方价值观表面上强大而团结，实际上却在内部遇到了麻烦。他指出，一个对“民主”制度和结果表现出蔑视的人（特朗普），仍然是再度当选总统的有力竞争者，从中可以看出将西方国家团结在一起的价值观正在出现严重而广泛的迷失。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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